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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宅在家中，足不出户。让我们煮字为药，读书以抵抗无奈与寂寞，期待早日解封。

《被抹去的历史：巴拿马运河无人诉说的故事》

【巴拿马】玛丽萨·拉索/著 扈喜林/译，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2021年10月版

推荐人：臧继贤

推荐语：

这本书并不是在讲述巴拿马运河的修建历程，也没有全部都在痛诉美国对巴拿马运河接近一个世纪的垄断和控制，而是试图证明某种观念对于历史进程的影响：20世纪初，美国认为巴拿马运河地区属于“欠发达”状态，所以最后决定将运河区的巴拿马城镇一个接一个拆除，使将近四万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最终，美国人建成的运河区拥有整齐的草坪、游泳池和空调别墅。但令作者自幼就印象深刻的是，公路两旁茂密的丛林，它们完全不同于巴拿马境内泛美公路其他路段两旁的干旱牧牛场。

那片丛林景观会让不知情的人误以为那就是运河区的原始地貌，但事实却是20世纪美国人在巴拿马的创造。作者没有明说，但在她的表述中可以感受到，那些丛林在她心目中是某种错误观念的产物，即20世纪初美国认为自己代表先进的西方文明，以巴拿马欠发达为理由，用丛林抹杀了当地长达400年的城市和农业历史。作者研究发现，美国官员在巴拿马运河修建的最初时期，对于运河区的建设方式是存在分歧的，但最终由于“美国是进步的标杆，而巴拿马是落后的热带地区”的共识，导致了当地居民的搬迁和运河区的重建。

作者并不赞同“20世纪的巴拿马是落后的”判定，她认为巴拿马当时是具有现代性特征的，“自16世纪起，全球贸易和国际劳工就一直是巴拿马经济的核心，运河区的巴拿马城镇在全球最早的宪政代议制度试验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所以，在外人看来，作者控诉的应该是20世纪初美国的崛起否定了大航海时代以来巴拿马在现代文明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所以这本书其实借助巴拿马运河区的命运，反映了20世纪初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剧烈变化。当然，这并不是作者想论证的核心内容，但作为旁观者的中译本读者却更容易看出这一点。

《不存在的孩子：19-20世纪堕胎史》

【法】让-伊夫·勒纳乌尔、卡特琳·瓦朗蒂/著 高煜/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2月版

推荐人：彭珊珊

推荐语：

“堕胎最初是被禁止的，因此受到严厉的处罚。后来得到容忍，并且被自由化。最后，它变成了一种权利。”几句简短的发言概述了当代堕胎史，它发生在2000年11月29日的法国国民议会会议上。作为一种姗姗来迟的权利，堕胎在法国社会走过的历程由两位法国历史学者以他们擅长的社会文化史研究路径在《不存在的孩子》一书中作了详细的呈现。

从汉谟拉比法典到亚述判例汇编，迄今人们所知的古老法典都禁止妇女堕胎。在两位法国史学者的研究中，堕胎先是被视为侵犯父权和夫权，然后被视为冒犯上帝、违反道德，19世纪之后变成了反社会和反国家的行为。直到20世纪的后几十年，女性有权处置自己身体的原则才终于被人们接受，个人权利才最终战胜宗教、社会、国家和家庭方面的考虑因素。

作为医疗手段的医疗性堕胎率先得到论辩的机会：这种手段究竟是谋杀还是救人？是一种权利还是急救措施？谁有权做出决定，是医生还是孕产妇？还有我们熟悉的狗血桥段——保大还是保小？孕妇在分娩时如果发生并发症，就必须做出选择，是保留母亲的生命，还是保留胎儿的生命？这些争论17世纪就开始了，到19世纪才开始显得对母亲有利。

19世纪90年代起，堕胎走出学术领域，成为一个社会和政治问题。法国正陷入人口出生率下降的恐慌中，同时对隔壁年增加人口70万的德国忧心忡忡，堕胎成了民族敌人、对社会和国家的犯罪。

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一些里程碑式的事件。首先是引起空前轰动的“343人声明”：343位声称实施过堕胎因而触犯刑法典的女性呼吁改变，其中有文学和演艺界的世界名人：西蒙·德·波伏瓦、玛格丽特·杜拉斯、弗朗索瓦兹·萨冈等等。旷日持久的辩论与斗争之后，终于通过了1974年“韦伊法”——人们以时任卫生部长西蒙娜·韦伊的名字来称呼它，其实质是自愿终止妊娠法，目的在于争取堕胎权，以及女性处置自己身体的权利。然而，即便在这来之不易的法案中，怀孕10周后再堕胎仍然属于轻罪，医院在实际的实施中往往推诿甚至干脆反对，法案本身也随时面临被废止的危险。在当时议会充满敌意的环境中，人们不愿将它理解为一种权利，它是宽容和劝阻的法律，适用于在有限条件下处于“困境”中的女性——如果继续妊娠使孕妇的生命受到威胁、如果胎儿有严重的发育畸形、如果妇女在乱伦行为或者被强奸之后怀孕，在这些情况下从法律上允许堕胎。事实上，从“343人声明”到1980年1月《政府公报》正式发布这部法律，还经历了几乎九年的斗争，其间对堕胎权的敌意经久不散。

直到2001年，法律才完成了由容忍向权利的转变。医疗干预时限延长两周（堕胎时限从怀孕10周延长到12周，但这个时限也仍然有可讨论的空间），取消未成年少女堕胎必须经过父母同意，以及免除堕胎处罚——最后一条最有象征意义，这才意味着女性处置自己身体的权利得到认可。

最后，作者欣慰地写道，堕胎权得到几乎所有法国人的认可，并且跻身于构成社会和民主现代性的诸多法律之中。尽管这个时间比我想象得要晚得多，2001年，21世纪了。不过，又过二十多年以后的2022年，美国传出最高法院将推翻保护女性堕胎权的“罗诉韦德案”的消息，关于堕胎权争议和政治斗争卷土重来了。最近的种种新闻，真是时不时给人一记闷棍：原来，权利争到了可以再失去，大门打开了还可以再关上啊。

《程长庚·谭鑫培·梅兰芳：清代至民初京师戏曲的辉煌》

么书仪/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推荐人：郑诗亮

推荐语：

在家隔离得久了，精神愁闷自是难免。当此之时，将目光转向long ago与far away的东西（友人陆大鹏自况“热爱一切long ago与far away的东西”，不敢掠美，特此声明），虽不无鸵鸟之嫌，倒也确能寻见些慰藉。正因如此，幺书仪老师这本《程长庚·谭鑫培·梅兰芳：清代至民初京师戏曲的辉煌》（以下简称“幺著”）眼下之于我，就仿佛一剂忘忧散，读之可以解闷，可以破愁。

这当然是一本尽显作者深厚学术功底的戏曲史研究名作，而我从中领略到的，则是无尽的八卦趣味。譬如第十章“戏迷、票戏与下海”，晚清民国时戏迷、票友对京剧的痴迷，令人惊叹复感慨；又如第十一章“晚清京城的男旦和堂子”，光是标题，就足够弹眼落进了，至于内容，读者自可鉴之。——说起来，幺老师另一部大著《晚清戏曲的变革》中对“歌郎”的详尽考辨，也很精彩。

一直嗜读高阳小说，如《胡雪岩》与《慈禧全传》等，原因之一，是其书对传统中国社会（主要是晚清）的人情委曲，有着生动而深透的描写。可这些毕竟是小说家言，与真实生活还是“隔”，幺著论及的诸多京剧演员的种种事迹，远比小说来得精彩。谭鑫培、杨小楼、梅兰芳这些大家名角自不必说，一些地位稍次的人物的故事，也好看得很，从中可以见出民国梨园众生相。譬如王瑶卿，书中写他“禀赋不强”，“坐科时候练跷伤了脚，练功伤了腰”，练不成武旦，中年以后“塌中”，嗓子也“变得高不成低不就”，“论唱比不过陈德林，论打比不过余玉琴，先天的条件和后天的修为他都是逊了很大的一筹”，可是王瑶卿却“在念、做方面狠下功夫，在教徒授艺上面名利双收”，“他生前身后的名望和生活的优裕，都远在陈德林、余玉琴之上”。

那么，王瑶卿具体是怎么做的呢？幺著举出的事例都很耐咀嚼。例如，他打破了不得“抢行”（即去唱别人已经唱红了的戏）的梨园陈规，把余玉琴唱红了的《儿女英雄传》“抢”了过来，大刀阔斧地做了简化改动，不仅观众愿意买账，后来的武旦和花旦也都乐于遵从，幺老师的点评一针见血：“谁不愿意又省事、又好看、不受罪、表演生动，还当着改革家呢？”而且，王瑶卿非常注重学习他人之长处：“陈德林会‘安腔’，他也很快就学会了设计唱腔；陈德林在内廷演《雁门关》《探母》时，把西太后走路的姿势化成台步，让西太后很高兴，王瑶卿就也在平时留意内务府旗人眷属的行为举止和说话特点，然后作为‘俏头’化入旗装戏的身段和话白之中，后来，他的拿手戏《探亲家》《珠帘寨》也做到了堪称一绝。”对于王瑶卿，幺著总结说，“同样一出戏，他演出的时候，手眼身法步总是比别人到位、好看，他的长处是做工和念白精彩好看；思想开放，常有标新立异的革新之举；心思缜密，自我定位的时候毫不客气；有眼光确定自己的发展方向，也有魄力维护自己的利益”，活画出一位被称为“通天教主”的京剧改革家的特征所在。类似这样的精彩段落，书中所在多有。

《赤壁之戟：建安与三国》

田晓菲/著 张元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3月版

推荐人：钟源

推荐语：

本书题目中的“建安”与“三国”本是同一历史时期，然而，它们唤起的联想却截然不同。“建安”令人想到一个文化繁荣的时代；“三国”则让人想到汉末的军阀混战、合纵连横、运筹决胜与武艺将略。二者作为文学和文化史现象，从它们各自的起源，直到今天，都在不断地被重新创造。田晓菲教授“在微观上试图重新解读某些文本，在宏观上则企图探讨某些具有内在关联的文化现象”，以此检视一千余年来“建安七子”“赤壁”“铜雀台”等历史意象的传承和再造过程。本书以文学作为切入点，在文本细读中寻觅被选择性遮蔽的文化信息，再现那段“历史”如何被建构成我们心中的“三国”。甚至把吴宇森的电影《赤壁》、《三国志》《三国无双》等游戏，以及三国网络同人小说都纳入考察视野，颇有新意。

《登天之梯：一个儿童精神科医师的诊疗笔记》

【美】布鲁斯·D.佩里、迈亚·塞拉维茨/著 曾早磊/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21年10月版

推荐人：朱凡

推荐语：

创伤后心理压力综合征（PTSD）直到1980年才被引入精神病学中，当时的人们认为儿童有着天生的复原力，因而很少关注到创伤对儿童的伤害。然而儿童精神科医生佩里在对问题儿童进行临床治疗时发现，正是早年经历的忽视、虐待等创伤导致他们出现了各种严重的精神问题。他最终在1996年创办了儿童创伤学院，带领这个跨学科团队为高危儿童及其家庭服务。

佩里讲述了十多个他曾亲身参与的案例：曾受到长达两年性虐待的7岁女童蒂娜、3岁时目睹母亲被杀害的小女孩桑迪、被从大卫教营地营救出来的孩子们、因为缺乏关爱和身体互动而停止生长的婴儿劳拉、被像狗一样养在笼子里的男孩贾斯丁、在俄罗斯孤儿院里被不分昼夜关在婴儿床里的彼得……正是这些孩子匪夷所思、令人心碎的经历帮助像佩里这样的研究者一点一点厘清了大脑的发育和运作机制，从而找到了在理想情况下能够帮助他们从创伤中恢复的药物和神经序列疗法。尽管只有极少数儿童会经历书中那些离奇的悲惨童年，但关于大脑和人类本质的探讨却和所有人有关，正如佩里医生所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人性。一个人要学习如何才能有人性。”

《鲁迅散文诗歌全集》

鲁迅/著，北京燕山出版社·天下智慧文化，2013年10月版

推荐人：韩少华

推荐语：

鲁迅的散文，尤其是《朝花夕拾》这册中的，我们这代学生，几乎从初中的课本上就读到过不少了。重新拿起来读，读出中年的味道来，再想想十几岁的孩子，恐怕很难读明白这些篇章里的人情世故。

《朝花夕拾》的“小引”中，鲁迅写道：“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然而委实不容易。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一个人做到了只剩了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我们依然烦扰、离奇、芜杂，我们开始回忆，我们看到的满纸都是“人情世故”罢了。

《明代宦官》

蔡石山/著 黄中宪/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3月版

《明代特务政治》

丁易/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4月版

《明朝宦官》

王春瑜、杜婉言/著，商务印书馆，2016年9月版

《锦衣卫》

易强/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后浪，2020年1月版

推荐人：黄晓峰

推荐语：

上海封城期间，没法读新书，翻出一本次新的《明朝宦官》，兴致所至，又延伸阅读了《明朝宦官》《明代特务政治》《锦衣卫》等相关几部，对于明朝的宦官制度有了肤浅的了解，所以一并写一点摘抄和感受。

明代的太监，是古装武侠影视剧的最爱之一，《新龙门客栈》和《龙门飞甲》中武功高强、扮相俊美，同时阴鸷、心狠、擅长玩弄权术的首领太监形象，给人印象颇深，似乎整个明朝的历史，就是由太监们carry全场的历史。

但是作为汉学家，《明代宦官》作者蔡石山的视角却不一样，他描述了天启年间京城壮观的末日场景：“1620年，约2万名自宫的人涌入京城，乞求朝廷给予工作，且什么工作都不挑。请愿和要求遭拒后，这些找工作者火气上来，变成一群喧闹、好战的暴民。礼部与兵部的管事者无疑担心出乱子，开始采取措施防范暴乱。这些人里有许多找不到工作，被赶回家乡，觉得无颜见家乡父老，自杀了结。”（《明代宦官》，30页）能进入体制的只是阉人中的极小部分，而且即使侥幸进宫，大部分也只是低端杂役。

作者认为，不应该简单地批判太监的变态心理以及各种骇人听闻的故事，应将那些宦官与士大夫之间的权力斗争，放在中国专制传统的背景下探讨。作者“把宦官视为帝国政府里和文官、武官治理集团一样重要的核心组成要素，予以全面的探讨，并阐明宦官不只是干预国政的家仆，还构成皇帝所能借以且真正借以将权力施行于政府各区域的第三个治理集团”。（同上，12页）他认为：“明朝皇帝常派其信任的宦官到各省接管地方文官的职务，查核被控怯于捍卫皇上利益的军队指挥官。这些人事任命，有一些与省级行政当局的职责部分重叠，而奉派前往地方的宦官常得罪地方官员。但这正是明朝皇帝所希望的，因为职责部分重叠、重复，并且让辖下不同派系分享权力，无疑会降低造反、不忠的概率。这清楚地反映了明朝政权的双头马车特色——既明确区分宦官与文、武行政机构，同时又让这两股势力相互制衡。这一特意安排的职责部分重叠的多层框架体制，虽然效率低、有弊端，却反倒可能是明朝国祚延续276年的原因。”（同上，68页）

在明朝双头马车体制的视角下，宦官人数远超前朝，因此也深入几乎所有政府机关，事实上支配了明朝的政治、军事、外交、司法、仪礼、安全、经济诸方面的事务。作者对此逐章做了介绍。可以看出，作者对于宦官并不是只有批评，甚至更多地是讨论宦官的正面价值。比如，贯穿整个明代的宦官的特务手段和活动，是我们通常批评的重点，作者却认为“被皇帝派去从事刺探工作的明朝宦官其实少之又少。此外，他们只是明朝双头马车安全体制、政治控制的附属品”。（同上，97页）

明代宦官全面插手经济行业，也是一大特点，作者认为，这是因为“士绅阶层激烈反对这类事业，且竭尽所能丑化身为宦官的矿业创业家，阻挠本有可能促成机器创新乃至全面工业革命的任何工业计划……推动开矿、冶金的宦官，是在何等不利的社会、政治气氛下做事。但在如此不利的环境下，在皇帝对他们的支持时断时续、反复无常的情况下，明朝宦官仍大力倡导这类不得人心的事业，在当时的中国获得些许成就，这就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同上，201-202页）但是，看过《大明王朝1566》的读者大概都能明白，明代江南乃至各地的丝织业、矿业、陶瓷业等，其实主要是皇室采购驱动的，宦官在各地推动这些产业，无非是为皇帝的内库挣钱，这与自发形成的商品经济恐怕还有很大的不同。嘉靖帝一道“改稻为桑”的圣旨，就可以摧毁江浙百姓的生活。

在结尾部分，作者总结了自己的基本看法：“明朝宦官制度还具有此前诸朝不常见的其他数个特性。首先，明朝宦官所受的训练整体上较佳，儒家忠孝观念较深植于他们心中……其次，明朝皇帝常以严厉惩罚压制过大的宦官权力，防止他们任职太久或成为政治包袱……第三，明朝宦官始终要与最优秀的儒家学者密切合作……第四，在明朝双头马车结构的第二层下面，设有建制完备的监察体系，借由监察体系不断弹劾高阶宦官，有效抑制宦官势力。”（同上，248-255页）

更简洁地说，作者认为明朝能维持两百多年的统治，在制度上涉及了士大夫和宦官之间的权力制衡，是一个重要因素。这样的结论，不知百度贴吧中魏忠贤的粉丝是不是赞同，但他们一定会反对另一本书《明代特务政治》。

《明代特务政治》撰写于1945至1948年。据作者在自序中说明：“一九四五年初正是中国人民对日抗战接近胜利的时期，这时候在蒋管区一方面是蒋介石的反动血腥统治和勾结敌人的卖国行为的变本加厉；一方面则是人民民主运动蓬蓬勃勃日益高涨起来，而蒋帮特务的镇压、逮捕、屠杀也就越发来得厉害。在那时要想写文公开攻击他们的罪行，是没有办法发表出来的。于是我就想到利用历史事实绕个弯儿来隐射，恰好明代是特务最为凶横的朝代，这样，我就开始撰写了一些关于明代特务的论文，陆续在《新华日报》、《文汇报》、《中华论坛》、《时与文》、《理论与现实》、《新中华》等刊物上发表出来。”（《明代特务政治》自序，第1页）

作者对于明代发达的特务政治形成的基本理解是：

第一，独夫既然不信任大臣，而把政权交付他的宫奴，他必然对大臣要由不信任而不放心起来。而大臣们自然也因为太看不下去或是争权而要说些闲话，多少在背后也不免要“诽谤”几句。这对于独夫及其宫奴自然是不敬的。开头的时候独夫当然是临之以威，用鞭笞屠杀来镇压，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而在背后诽谤他也无法知道，于是调查、侦察的办法，自然就要被采用。第二，独夫独裁到了这种局面的时候，他的专制权威必然是不容有丝毫伤损的。朝廷之上，他自己可以控制，但是朝廷外面，这权威是否受到损害，独夫及其宫奴深居宫中，是无法知道的。这就必然要派人出来秘密侦察，寄予耳目。第三，独夫独裁政治到了最厉害的时候，他不但对臣僚不放心，对天下所有军民他全是不放心的。他必须经常知道外边军民的一切情形和动态，以便设法统治，于是特务调查制度也必然要严密地建立起来。

由于这三种原因，明代的特务制度就空前地发展起来了。这一发展，结果自然是造成更严密的统治，而这严密的统治又反转过来刺激特务制度的扩大、加强、深化，于是这特务网就自然地逐渐遍及全国——至少也得要遍及于独夫所在地的附近各省。（同上，第3页）

至于这个制度的基本框架，作者认为：“明代帝王自身就是特务头子，司礼监是这特务头子的参谋本部，东西厂是和它二位一体，派出去的特务宦官也和它一鼻孔出气，锦衣卫又和东西厂分不开，而司礼太监又是全国政治最高指挥者的‘真宰相’，所以，明代政治就是这么彻头彻尾的特务化了。”（同上，45页）

我们完全能体会作者在那个黑暗年代对特务政治的愤恨之情，所以也能理解作者各个章节的题目：第一章，明代的特务机关；第二章，内外政治的总枢机；第三章，全国经济的大搜刮；第四章，天下兵马的总监督；第五章，杀人如草不闻声；第六章，特务的权势财富及其内部矛盾；第七章，人民反特务的斗争；第八章，特务颠覆了朱明王朝。作者的写法一以贯之，每章按照朝代顺序分类，将明代特务的罪行故事史料一一罗列出来，对史料辨析较少，结论也比较简单，所以作者自己也认为全书有点像“明代特务政治史料汇钞”。不过，对于非专业读者来说，看看这些故事材料就足够触目惊心了，兹摘引几条：

旧制掌印率秉笔太监看文书俱在直房，忠贤体乾等公然于乾清大殿上看。硬拆实封，高声朗诵。贤不识字，体乾又为讲解。（100页引《天启宫词》）

工部侍郎王祐，出入大监王振之门。祐貌美而无须，善侍候振颜色，振声眷之。一日问祐曰：“王侍郎，尔何无须？”对曰：“老爹无须，儿子岂敢有须！”（139页引《菽园杂记》）

国朝文武大臣见王振跪者十之五，见汪直而跪者十之三，见刘瑾而跪者十之八。嘉靖以来，此事殆绝。而江陵殁，其党自相惊，欲结冯珰以为援，乃至言官亦有屈膝者矣。（149页引《觚不觚录》）

慧元令任丘，珰某，任丘人也。邀慧元饮，酒半，尽陈诸宝玩以供鉴赏。慧元曰：“我有至宝，大异于是。”珰问何宝？慧元笑而不应，珰固问之，慧元曰：“我腰下有至宝耳。”珰默然。遂罗织其事款入告。又虑其修私怨也，并罗及清苑等县。（513页引《烈皇小识》）

作者在最后一章专门描述了崇祯年间的特务政治情况，崇祯诛杀魏忠贤阉党，天下称颂，但他之后依然重用太监，在国势最危急的最后几年，派往各地对抗清军和李自成农民军的部队，都由太监监军，而将领们也欢迎这些太监，权力归他们，当然战败的责任也归他们，自己乐得躺平。说起来，崇祯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是不忘对太监的信任，1644年4月20日，他重新启用太监曹化淳负责京城守卫，曹化淳对他感慨：“忠贤若在，时事必不如此。”他思之恻然，当晚就密令收葬魏忠贤遗骸。两天后的22日，曹化淳向部下发出约定投降李自成的通知，24日下午率先打开彰义门迎接农民军，25日，崇祯在煤山自缢而死，留下遗言“皆诸臣误朕”。

读完这两本书，又找出王春瑜、杜婉言著《明朝宦官》，本书前两章分别介绍了明朝宦官概况以及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关系。这些概述与我们通常的认知差不多，在材料上除了传世文献，还搜集了不少北京地区现存的宦官碑刻实物和拓片，当然，这些内容大多是花式吹捧宦官“达生知命，无愧天民”。也可见明代士风中奴性的潜流逐渐显现的情况。全书最重要的部分是将明朝五十九位宦官列传，读来对这些宦官个体有更深入的了解。

对于我们非专业读者来说，虽然大致知道厂卫的说法，但对锦衣卫的源流以及与东厂、西厂、内行厂的关系，不甚了解。《锦衣卫》一书则按照时间顺序，梳理了锦衣卫的发展历程以及与宦官机构既互相合作又互相倾轧的情况。

锦衣卫短暂的黄金时代出现于嘉靖年间，因嘉靖帝对太监极为严苛，因此东厂有所收敛。而锦衣卫指挥使陆炳深得嘉靖信任，同时也与前后三任东厂太监保持了友好关系。到嘉靖三十六年，世宗加授陆炳少傅衔。至此，陆炳的完整身份是“掌锦衣卫事太保兼少傅左都督”。太保属于“三公”头衔，少傅属于“三孤”头衔。有明一代，同时兼具“三公”“三孤”的官员，只有陆炳一人而已。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包括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等在内的士大夫放弃了轻视武官的传统偏见，越来越愿意让家人在锦衣卫谋得一职。嘉靖朝内阁首辅徐阶、万历朝首辅张居正等，都有子嗣在锦衣卫担任高职。徐阶的孙子徐本高在崇祯年间官至锦衣卫管卫事左都督，张居正的儿子张简修则在南镇抚司管事。（《锦衣卫》，338-339页）

在后记中，作者总结说：“锦衣卫创建于明太祖时期，主要任务是维护礼仪纲纪……随着局势的发展，在后来的时间里，锦衣卫被陆续赋予了各类新职能：治理诏狱、外交出使、缉奸弹盗、监督朝臣，等等。皇权的需求还强烈地影响了东厂、西厂的发展，设立东厂是因为锦衣卫一家独大，缺乏监督，而设立西厂是因为东厂并不能完全被信任，皇帝需要更多的情报源。皇权、锦衣卫、东西厂在历史进程中相互交织，在明朝后期，厂卫甚至开始卷入朝臣党争，成为其中的一股重要力量。”（同上，409-410页）

锦衣卫与宦官权势的此消彼长，乃至最后合流，目送明朝灭亡。经历了江山易代的清初士人对此当然情绪激昂，时人认为“明不亡于流寇，而亡于厂卫”，查慎行则说：“二百年阁臣与卫皆厂之私人，卫附厂以尊，而阁又附卫以重。”士大夫的责任特别是晚明东林党人与阉党各自的责任，一次争论至今。不过，至少我们知道，明朝历代皇帝基本对大臣极不信任，到崇祯则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明史》批评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皇帝的责任是永远无法撇清的。

《女王之死：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权力政治（1568~1590）》

杜宣莹/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启微，2022年4月版

推荐人：于淑娟

推荐语：

伊丽莎白一世，应该是一般历史爱好者都能说得出的名字，再有兴趣者大概也能讲出关于她的一段故事，或者看过不少相关题材的影视剧、历史纪录片。如果你是这样的读者，这本新书应该也不会错过。

《女王之死》以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被执行死刑为序幕，引出了关于伊丽莎白一世统治的一系列问题——谁决定了玛丽之死，为什么伊丽莎白一世不知情？玛丽之死事件中的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究竟是怎样一位人物，他如何拥有能够左右女王的谍报信息？宫朝之间，谁掌握着更多的情报？女王治下君与臣如何互动，如何审视这一时期的政治生态……这些问题，我想已足够吸引读者看下去。

这本书脱胎于作者在约克大学研读期间的博士论文，当然具有学术性，特别一提的是，作者在研究中利用、解读了16世纪档案文书——书中也附有原始档案的图片，都是手稿，光是辨认识读已可见作者功力。作为中文原创的外国史著作，《女王之死》不仅具有学术性，也颇具可读性，一来是研究内容本身吸引人，谋篇布局得当，二来文字顺畅，少了翻译质量方面的忧虑。近年国内世界史学界不乏新人，与前辈学者相比，他们接触外国一手史料、前沿问题更早更直接，未来在世界史出版方面若能多见这样的中文原创，于读者而言，可谓幸事。

《文城》

余华/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新经典文化，2021年3月版

推荐人：顾明

推荐语：

读余华的小说，总给我一种读爽文的快感，因为总忘不了当年在地铁上读《兄弟》时禁不住流下的泪。这个白羊座男作家，毫不掩饰自己的个性，就像他在贾樟柯的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中那样，说到自己早年的鸡贼事，带着狡黠的笑，眉飞色舞。文如其人，写起小说来的余华，也是不会节制与克制，就像这本新作中，写到故事的主要发生地、民国时的江南某镇溪镇，为了应付北洋军，派出了妓女，余华对于性、欲望的描写可谓荒诞露骨；而写到小说主人公林祥福的好友、溪镇商会会长顾益民，在被土匪抓走后遭受酷刑的时候，又极其血腥、残酷。

新作《文城》大致讲述了两个相对独立的故事，林祥福与小美、阿强三人的爱情故事，以及溪镇人民与军阀土匪的斗争。一个浪漫，一个现实。“文城”，在小说中，是一个不存在的地方，但在林祥福的心中，那是所爱之人的故乡，是他一直在寻找的。这有什么样的寓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吧。（文城，是文明开化之城吗？）小说出版一年多，尽管受到很多人批评，说余华江郎才尽。但我依然敬佩余华，因为他依然坚持在讲述，用自己的小说去触摸时代，过去的、当下的。

《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

【英】保罗·威利斯/著 秘舒、凌旻华/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3月版

推荐人：龚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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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罗·威利斯的《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一书中，我们看到了英格兰传统工业城镇汉默镇上的12位中学男生（自称为家伙们）对精英主义和权威的反抗与叛逆，以及对于学校和教育的不屑和鄙视。正如书中所写到的，学校（包括其建筑、规则、教学实践和教职工权利）都代表了社会所认可的正式结构；而在工人阶级文化中，抵抗的方式则往往是退回到“非正式领域”中，并以超越规则（例如违反学校规则）的方式来进行表达。

此外，反学校文化与英国的工人阶级的车间文化有着根本上的相似，包括在最严苛的上机指导和最受他人控制的活动中追求乐趣，编织出属于自己的兴趣和娱乐。工人阶级文化中强调实践比理论更重要的特征也在反学校文化中得到了巩固，家伙们认为无法落实到实践的理论空洞无物，但理论恰恰构成了攀登社会阶级阶梯的力量，因此中产阶级非常重视理论和文凭。正是在这种矛盾的心理下，这些家伙们才一面反抗学校文化，一面选择留校拿到文凭。

令人惋惜的是，尽管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地方政府会为接受全日制教育的在校生提供职业指导服务，并为毕业离校生提供就业服务，但家伙们却对此嗤之以鼻，并怀疑这些指导和文凭的价值。在毕业后，这些男生大部分进入了车间工作。在一段时间后，许多人意识到他们身处在糟糕的环境为他人辛苦工作，于是他们采取了对待学校的态度来对待车间。讽刺的是，当车间不再如同想象中那么美好时，教育又被视作唯一的出路。循环往复中，一代代人陷入了相似的困境。

《煮字为药》

徐国能/著，九州出版社，2014年1月版

推荐人：方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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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是因为有心情读这样的散文，倒不如说是为了整理心情才读这样的散文。徐国能拿过联合报文学奖、时报文学奖等诸多奖项，散文写作自成一格，董桥称誉其成名作《第九味》 “满纸精致的怀旧和精致的感悟”。而与之相比，这本由专栏文章结集的《煮字为药》多是一些时评，缘事而发，即事成篇，读来更为利落，但所言所论依旧书生气很浓，颇多不合时宜，而不合时宜里又都是一个念旧书、教旧书的读书人对现世由衷的忧思与喟叹，无论是对“花钿委地的中文”还是我们每个人越来越“百尺竿头”的“自我挑战”。

焦桐说徐国能有一种“对精致文化之式微的焦虑”，如他在《一对瓷瓶》中说的，“我们正在失去一种观点、一种意境、一种人生的态度与一种处世的情怀，一种美”。“世界的一些美好如细沙簌簌流去，煮字为药治疗着我的无奈与寂寞”，为了那些“曾经的”，为了那些“不再的”。

《转型时代与幽暗意识：张灏自选集》

张灏/著 任锋/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版

推荐人：丁雄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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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灏先生1936年出生于厦门，正值全面抗战的前一年，出生第二年，他就随父母逃难到重庆。1949年春天，全国解放在即，十二岁的张灏离开南京，在上海待了两个月，最后同父母到了台湾。童年经历对于张先生后来的治学路径有着直接的影响，让他热衷于探索时代大风暴的思想根源与背景，甚至催生了著名的“幽暗意识”的说法。《转型时代与幽暗意识》是张先生的自选集，按“轴心时代”“幽暗意识”“近代思想史上的转型时代”“五四与大革命”“传统与现代化”五个部分，收入了他研究近现代中国思想史的代表文章。其实，除了这五个主题，如果参照他另一本文集《时代的探索》（联经，2004年）的选目，不难发现，张先生关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亦有众多论述。

张先生所谓“幽暗意识”，来源复杂，既有基督教的“魔性”、西方哲学的“极恶”（或译“根本恶”，radical evil），又有马克思的“异化”、韦伯的“铁笼”，还有荀子的“性恶”、孟子的“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一个比较清晰的界定，是将其与“忧患意识”对比：“忧患意识认为人的忧患，人世的阴暗主要来自外界，而人的内心却是我们得救的资源。发挥人的内在‘心力’，可以克服外在的困难，消弭忧患。幽暗意识不一样。它提醒我们要结合人性、人心内部的缺陷来看待外部世界的问题，就着人性作一个彻底的反思。很多看起来是外部的灾难，正是由人本身、人性中的缺陷、堕落所造成，人可以提高自己的人格，但归根结蒂，那是有限的。与之相反，人的堕落却可以是无限的。对于人性中幽暗的这一面，必须要有十分的警觉。”

责任编辑：顾明

校对：张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