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从04、05年左右开始，好莱坞变得越来越政治正确，电影艺术开始受意识形态影响和裹挟，尤其体现在奥斯卡最佳影片奖项上，《撞车》《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拆弹部队》《为奴十二年》《水形物语》《寄生虫》等影片，都是政治意味要大于艺术成就，而国内影迷按获奖片单观影，会错过许多好片，比如《朗读者》。

了解一个男人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洞察他在14-18岁的经历，尤其是与女性相关的部分，但这往往是男人一生的秘密。《阳光灿烂的日子》能够成为经典的原因之一，就是找对了女演员，青春期男孩对青涩稚嫩的同龄女孩毫无兴趣，成熟大气的宁静是梦中情人的最佳选择。《朗读者》选择凯特·温丝莱特作为女主堪称绝配，她的美乍看起来非常亲和与平民，但气质中又有冷峻坚硬的部分，能在性感和冷酷间无缝切换，在电影前半段饰演中年单身女售票员，丝毫没有令人产生违和感的贵气，急匆匆的步伐和干脆利落的行动，依稀有之后《东城梦魇》中的女警风范；而后半段揭露出的纳粹女看守身份，又与其自身气质中冷酷部分契合，实在难以想象换一个女主会是什么样子。

马尔克斯说：“一流的小说常常拍不出一流的电影，一流的电影往往改编自三流的小说。”这句话在今天似乎依旧是有效的，《霸王别姬》的原著作者养活了半个中国电影市场，在影史上排名靠前的电影，小说原著没一部是经典。就个人经验而言，对莎士比亚作品改编最成功的是黑泽明的《乱》，而呈现《悲惨世界》最好的载体是音乐剧。《朗读者》原著符合三篇小说的所有特征，话题很大但思考浅尝辄止，用各种巧合串联起故事，少年的情欲、阅读的价值以及平庸之恶，每一个话题都有浩如烟海的著作，用一本小说来呈现，实在是暴殄天物，但拍成电影就极恰当。

关于成熟的标志有很多表述，我的观点是，当一个人开始有自己独享的秘密，就意味着成熟。在影片中，导演借老师之口表示，秘密在西方文学的重要作用。对于少年麦克而言，汉娜就是他的秘密花园，这不仅使他在家庭之外有了另一个归宿，也让他在同龄人中有居高临下的心理优势，这种外人并不知晓原因但能觉察的自信，成为之后人生成功的隐秘动力，就像那句名言所说：那时候她还太年轻，不知道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任何事情都有代价，他注定无法与女性维持长久的亲密关系，当人到中年，觉察到汉娜对他的影响，他对她又爱又恨，这种矛盾在影片中体现在：一方面为狱中服刑的汉娜寄去朗读的磁带；另一方面拒绝回复汉娜的信件。

在影片中，麦克在第一次为汉娜朗读之前，麦克对她讲过一句拉丁文，一句希腊文，汉娜的评价是：wonderful和beautiful，汉娜对语言有一种天然的崇拜，从19世纪到二战之前，世上可能没有其他民族像德意志民族一样对知识有如此狂热，实质上在当时，欧洲的思想和文化中心在德语区，现代的哲学、文学、艺术、科学的绝大部分奠基人，都诞生于二战前的德国和奥地利。汉娜对不识字的自卑成为她命运的主线，她对麦克的感情，其中掺杂了多少对知识的崇拜，这很难分辨，但麦克显然认为汉娜并不爱他，这在影片结尾挣开汉娜的手可以看出来。观众如何理解，这是个开放性话题，我个人倾向于汉娜开始认字之后，对麦克的爱就纯粹了，一个人总要寻找到自己，她才有可能去爱别人。

汉娜宁愿承认自己是屠杀300犹太人的凶手，都不愿意暴露自己是文盲的秘密，这个令中国人难以理解的选择，其中隐藏着理解德意志民族的钥匙。种族主义在今天是人人喊打的丑恶，人类历史上种族主义的巅峰就是纳粹统治德国那十几年，在思想上成为整个民族的意识形态，在行为上有组织的灭绝上百万人。德语文明昌盛的现实、对知识和理性的全民崇拜、与种族主义一起混杂成奇怪的德意志民族性，在二战背景的电影中，我们看到太多吟着歌德的诗句、听着瓦格纳的钢琴曲、衣着笔挺文质彬彬的德国军官轻描淡写的屠杀，这使得人类流传千年“恶来源于无知”观念彻底破产，以至于二战后的德国人讲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汉娜就是典型的德意志人，她认为相比较屠杀，无知是更大的羞耻。而在今天，这样的思想并没有消失，比如电影《此房是我造》，导演将连环杀人犯与哲学、文学、艺术、哲学掺杂在一起，令人不寒而栗。

汉娜·阿伦特是二战后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1961年，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对纳粹战犯、“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重要执行者阿道夫•艾希曼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审判。针对该事件，汉娜·阿伦特写了一本书《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她第一次提出了平庸之恶的概念，艾希曼并非大屠杀的决策者，但其秉承德意志民族的严谨服从，兢兢业业的屠杀犹太人，站在艾希曼的角度，他不过是普普通通的公务员，听从上级命令的执行者。类似这样的普通人在纳粹统治时期比比皆是，奥斯维辛集中营中工作的有8000人，其中被判有罪的只有19个。那剩下的7981人是否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道德上都是无辜的呢，那19个人是否就比整个德国的所有民众都更十恶不赦呢？又或者有罪的只有那些下命令的人，比如希特勒应该为所有罪行负总责，他死了，整个民族都翻篇了？当然，汉娜·阿伦特作为德裔犹太人思想家，其在书中思考不会仅止于此，她也在提醒和告诫犹太人，复仇式审判只会让恶永久的传递下去，以及她对未来的悲观看法：

人类的真正本性是：任何行为一旦发生并且被人类历史记载下来，它就会一直潜伏下来，哪怕时过境迁。没有哪种惩罚具备阻止犯罪行凶的威慑力量。相反，无论惩罚的力度有多大，只要一种特定的罪行出现过一次，重现的机会就远大于首次出现的概率。说到纳粹罪行有可能重演，还有更具说服力的特殊原因。现代社会的人口爆炸与新技术手段的发明碰巧并肩而行：一方面，大部分人口被迫成为“过剩”劳动力；另一方面，原子能的发明促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人们随时可以通过毁灭来解决“问题”。相形之下，希特勒的毒气设备顶多算是淘气孩子摆弄的粗笨玩具。这种巧合，足以令人战栗。”------《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朗读者》原著的作者是一名德国的法学教授，他为主角起的名字（汉娜）也许是在致敬汉娜·阿伦特。汉娜在法庭上反问法官：这是工作，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这就是平庸之恶的问题，尽忠职守的职业道德与体制性作恶之间，存在着难以协调的矛盾，普通人如何在这种环境下自处？柏林墙倒塌之时，有所谓枪口抬高一寸之说，如果坚守善良需要普通人毫末之间的良心乍现，这似乎是更大范围的不负责任。在剧中，其他7名女看守把罪名推到汉娜一人身上，这似乎是二战后德国社会现状的重演。

剧中汉娜开始学习阅读是从《带小狗的女人》开始，这部契诃夫的小说与影片又形成了映照关系，古罗夫与安娜之间的爱情，像极了汉娜与麦克，但谁是古罗夫谁是安娜的思考就显得更有趣。救赎要靠阅读，阅读背后是爱情。在爱情这条线上，一切都很模糊；而救赎这条线就清晰许多，汉娜最终自杀了，麦克找到当时的犹太人幸存者，讲述了他们的故事，而那个当年的小女孩并没有选择原谅。

这部电影值得反复品味，而其开启的深层思考更为重要，我们当下对平庸之恶问题讨论的太少，而这时才开始关注，其实已经有些晚了。

文章来自头条，作者：夜奔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