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爱，谎言与写作：杜拉斯影像记》，总是想到张爱玲。

一、童年

杜拉斯比张爱玲大6岁。

1914年4月4日，她出生于越南西贡西北部的嘉定。

他的父亲是嘉定师范学校的校长，母亲是西贡市立学校的副校长。他们在结合之前，已经在越南定居有十个年头了。

杜拉斯在热带的酷热、奔涌的大河以及湿润的三角洲里度过了童年。

杜拉斯说，“一切都源自童年。我之后看到的毫无用处。”

这一段记忆深深嵌入杜拉斯的生命，不仅仅是异国情调，还包括七岁时死去的父亲，独自抚养兄妹三人长大的母亲，女乞丐和她即将死去的孩子，小哥哥，以及来自北方中国的情人。

童年、少年时期的经历，影响着所有人的一生，即使弗洛伊德没有说，我们也能从杜拉斯和张爱玲身上看出来。

杜拉斯的父亲在她七岁那年去世，她的母亲承担了生活的所有重任。从越南到法国，从法国再回到越南，这个失去了丈夫的女人被陷在遥远他国的穷乡僻壤。孤单、落寞和绝望在一天天扩大。

杜拉斯在母亲的阴影下长大。她在《情人》中写道，“在我的幼年，我的梦充满着我母亲的不幸。”

和杜拉斯不一样，张爱玲幼年的生活里没有绝望的母亲，反倒有一个被鸦片迷住的灰暗色的父亲。

母亲的角色是缺席的，而缺席反倒加重了母亲的地位。

张爱玲曾经非常期待母亲的归来，对母亲满怀希望，心生崇拜，而母亲终究没有像她想象的那样走进她的生活。

16岁那年黄素琼再次从国外回来，张爱玲去的比较勤，与继母起了争执，终于被父亲软禁，大半年后才跑出来，从此再也没有回去。

若是正常剧情，母女该团圆了，而等待她的并不是母亲张开双臂将她拥入怀中，一切都是硬生生的，她与母亲的关系相当冷淡。

黄素琼对女儿不满意，处处讽刺。在这样的压力下，张爱玲说，“我觉得我是赤裸裸的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因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

张爱玲似乎有些恨母亲，恨她不爱她。报复的手段是把欠她的钱还给她，二两金条，在母亲再次回国的时候，她递给她，好像从此就一拍两散，再无瓜葛。母亲果然落下泪来。

张爱玲太决绝，太冷酷，但她被母亲所影响的性格和内心深处的暗疾，永远不可能消失，只能一次又一次的写在纸上，写进小说，写进书里。

1956年8月13日，杜拉斯七十九岁的母亲在她的泰尔特城堡去世了，这一年杜拉斯42岁。

第二年，黄素琼在英国住进医院，她写信给张爱玲希望能够到英国与她见一面，张爱玲当时和赖雅生活在一起，没法去，只是寄了一笔钱，写了信。

一个月后，黄素琼去世。这一年，张爱玲37岁。

二、样子

说到这两位女作家的样子，杜拉斯戴着厚眼睛穿着套头毛衣满脸皱纹的老年形象，总是更容易记住。

而张爱玲，一提到她，我们第一个想到的画面，总是那张穿着旗袍，一手叉腰，昂着头，直直看着你的照片。那股子与你无干，真张爱玲。

如果你看过张爱玲的《对照记》，看过张爱玲最后全盘托出的影像人生，又看过杜拉斯各个年龄段的照片，比如这本《爱，谎言与写作：杜拉斯影像记》，那么，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张爱玲的样子越走越温和，锋利和决绝慢慢展平，皱纹爬上脸庞，最后一张她拿着有金正日照片的报纸，笑起来，非常美。

杜拉斯则是相反，小时候的杜拉斯很漂亮，十八九岁的时候，已经很迷人。可是中年以后，杜拉斯就变了样，她的神态走向了深沉，笑也不笑了，一副知识分子样子。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呢？是什么使一个人的容貌和气质发生这么大的改变？

我们无从得知，因为这怎么可能被一两句话归纳出来呢，这是一个人的半生呀。发生了多少事，多少低回时刻，痛哭时刻，欣慰时刻，外人不足道。

杜拉斯与张爱玲，同一个时代里，东西方的两个作家，除了上面说到的与母亲的关系外，还有许多相似之处。

比如，她们的爱情故事总是被人谈论。比如，她们都热爱影像艺术。但最终，令她们被人们记住与谈论的，仍然是她们的文字。

关于写作，有一点也是相似的。正如杜拉斯说，“我写作并无目的。我甚至不为女人而写。我写女人是为了写我，写那个贯穿在多个世纪中的我自己。”张爱玲也是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