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苏华在大同南郊明堂。

《万里筹边》，马鹤天著 刘铁程、王志豪编，商务印书馆，2020年3月

山西芮城马鹤天（1887—1962），是中国现代边疆研究和实地考察边疆历史地理的著名人物，他的《内外蒙古考察日记》（南京新亚细亚学会），由戴季陶、于右任作序，甫一出版，即“风行全国，提示了国人对于朔方不少认识。”（黄奋生《甘青藏边区考察•序》）1928年，马鹤天任兰州中山大学首任校长，未几即辞去，但兰州大学在“兰大百年萃英文存”却给予这位一生都致力于“中国之命运”与中国边疆问题的前校长一席之地，恢复了其应有的学术地位，令我感佩万千。本书编者刘铁程、王志豪写了一篇很好的《导言》，对这位报人、教育家和边疆史地研究者的诸多贡献，作了全面导读。我最看重是书的是马鹤天的回忆文章和旧体诗词，以及写于1917年的《山西票庄之过去与现状》。近年来，马鹤天的《内外蒙古考察日记》《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等数种旧著，多有整理出版，但《蒙古志》《东北考察记》《朝鲜亡国惨史》及众多开发西北的文章，似仍有整理面世的必要。

《从西郊到南郊：北魏的迁都与改革》，康乐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7月

《从西郊到南郊：北魏的迁都与改革》，康乐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7月

我曾在平城时代的南郊明堂附近居住十余年。虽无力治史，但对历史学家关于北魏平城时代的著述都有一种天然的关注。二十多年前，曾看过米文平所著《鲜卑石室寻访记》（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对其认定嘎仙洞就是“拓跋鲜卑所居住的旧墟石室”，持乐观的怀疑态度。在康乐这本著述的导言，我看到他对鲜卑最早发源地的这一说法“尚持保留态度”，“我们顶多也只能说嘎仙洞是五世纪时的拓跋人所认为的祖先原居地”，感到很历史很专业。

在“拓跋魏的国家基础”一章，康乐清楚地给出了平城“王畿”的范围：东起代郡（今河北蔚县），西至善无（今山西右玉），北包参合（今大同阳高），南抵阴馆（今山西代县北），差不多涵盖了现今整个桑干河盆地，亦即当年拓跋联盟活动领域的南区。这块共约三万平方公里的“王畿”之地，历史上习称为“代”。为巩固国都、确保畿疆安全，拓跋珪采取了离散诸部，分土定居；将新征服地区的重要士族迁徙到平城；把与拓跋族关系较疏的部落，安置于固定的采邑点等措施，由此导致了一个居住在平城内的“代人集团”的出现。作者特别强调：“代人集团”是拓跋发展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大事：没有“代人集团”，常备军不可能组成，更无法形成一个拥有固定都城及领土的“国家”。康乐提出“代人集团”这一见地，对拓跋王朝统治初期如何进行国家基础建设和重组权力核心，意义巨大。

在论述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时，康乐细察到祭典的改革实为这场汉化运动的起点，他把祭祀大典是在西郊、还是在南郊进行，视为是否真正汉化的一个醒目标志，因为代表北亚草原游牧文化拓跋人的祭祀大典是在西郊，而汉族正统王朝的国家祭典是在南郊，其书名“从西郊到南郊”的用意也在于此。

《吴雷川日记》，李广超编，商务印书馆，2020年8月

《吴雷川日记》，李广超编，商务印书馆，2020年8月

商务印书馆于2017年将吴雷川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青年协会书局，1936）列入“中国现代学术名著丛刊”予以再版，“为真理作见证”的吴雷川，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今年又推出《吴雷川日记》，使读者可以走近其内心世界。不读名人日记，不知阅读日记之美妙。在此之前，我不知吴雷川还有一个计划写的书和一本不知最终完成了没有的书。计划写的书叫《基督教在中国的前途》。1943年1月25日，他详拟了大纲篇目，一天后“顷思此书名，似觉庞大而笨重，不易组织紧密，且将与旧日所写《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及《墨翟与耶稣》两书有重复，故拟改用书信体发表。即仿朱光潜《写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体载而增多篇数，较为灵活”。殊为可惜的是，这一写作计划因卫理公会方慕其前燕大校长和前清翰林书法名，请其写录20多万字的《新约全书》而中断。如果书写完毕，这一“将来在基督教经典永久流通”的写刻印本，想必会载入中西典籍交流和传播史。

《箭正离弦：〈野草〉全景观》，阎晶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9月

《箭正离弦：〈野草〉全景观》，阎晶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9月

2020年6月到京，见阎晶明先生，知其在防疫期间写了一本书——“《野草》本事考”，而且完全是笔写手书，为得是释放被压抑的心情并借助已经点燃的文字的力量，从《野草》已被固化了的“诗与哲学”的背后，“寻找一点本来的俗事依据，以证明《野草》其实并非空降的诗文”。等我看到这本“本事考”后，却为书名的“《野草》全景观”所疑惑，既“全景观”又“本事考”，该是怎样的一个作法？直到通读了全书，才心悦诚服。原来，他是以阅读鲁迅得出的提纲挈领似的锦句“作文通常具有本事起因，文章却从来不就事论事”进行的，即把回到“那个时候的事情”的本来面目作为本事梳理解读的基本要素，再杂糅进“从不就事论事”的全景实证观察，激情澎湃、一气呵成地作就了这本充满了现场感的解读著述。从叙事文本上，阎先生以“本事”为追从，把《野草》与鲁迅所经历的现实之间所有有史可据的关联，做了一次“野草”在动感地“疯长”的专门解构，由此，过去那些抽象晦涩难懂的篇章，便成为一个个非常好看的“好的故事”。

更难得的是，他对日本新一代鲁迅研究者、九州大学大学院言语文化研究院副教授秋吉收的观点，做了必要的“辨正”。面对一向以“言之有物，考据有论”的日本鲁迅研究界的代表人物，敢于进行商榷或者说是不客气地批评，仅我所知，少之又少。因为这不但需要激情和勇气，还必须有熟烂于心的证据。

《微妙的革命：清末民初的“旧派”诗人》，［美］寇志明著、黄乔生译，北京三联书店，2020年9月

《微妙的革命：清末民初的“旧派”诗人》，［美］寇志明著、黄乔生译，北京三联书店，2020年9月

这是一本引人入胜的书。在“革命文学”的引导下，我们长期认为的那些政治上趋于反动或极端保守，生活上颓废堕落的封建余孽，“阻碍社会进步”的遗老，背时代潮流而不得志之士的幽怨之作，在以研究鲁迅旧体诗闻名的寇志明博士的详解下，却体现出具有现代思想意识特点的一面。读后，不敢说发蒙启蔽，至少是受益匪浅。他在书中举了一个例证：“袁世凯去世之际，陈三立曾写下如下诗句”：

寄题曹东寅南园图

大盗据九鼎，怙恃凶威横。

宇县巧煽力，取附爪牙衣。

冠匍匐媚受，禅欲列秽史。

载歌咏凭几，眦裂举腕战。

倐忽南戈起，扫除莽卓坐。

（《微妙的革命：清末民初的“旧派”诗人•结论》第220—221页）

陈立三的《寄题曹东寅南园图》，共32句，寇志明转引了其中的第5—12句，这没问题，问题出在将该七言诗错为五言。一本研究晚清民初“旧派”诗人的专著，却将一首重要的诗点错行、断错句，这无论如何也是要指出来的，因为这不是一个漏、丢字的问题（该书在这方面尚有编校失误处）。因寇志明只在该诗随页注2中说“诗见陈立三《散原精舍诗续集》，卷中，第48页反面第3—5行”，并没有标注出哪家出机构和出版年月，故无从查对此错是出自作者本人或是译者。现据李开军校点的《散原精舍诗文集》，将寇志明引用的这八句诗，抄录如下：

当时大盗据九鼎，怙恃凶威横宇县。

巧煽力取附爪牙，衣冠匍匐媚受禅。

欲列秽史载歌咏，凭几眥裂举腕战。

倐忽南戈起扫除，莽卓坐陨改谣谚。

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