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5月，巴黎街头，围墙上写满了各式各样的标语口号：“围墙即双耳，双耳即围墙”、“街垒封闭了街道却开辟出道路”、“不做机器人，也不做奴隶”、“政治是在街头发生的”……

1968年的法国，正处于“光辉三十年”的经济繁荣期；国际舞台上，掌握核武器、主导欧共体，渐渐摆脱“二战”的羞辱，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高等教育迅速扩张培养出越来越多富有见识的大学生；知识界群星璀璨，雷蒙·阿隆、路易·阿尔都塞、米歇尔·福柯、让-保罗·萨特、西蒙·波伏娃……各领域的大家迸发出的知识思想影响至今。

这年年初，民意测验的结果显示“学生从未如此称心如意过”，戴高乐总统在新年致辞中自夸道：“今日之法国，断不可能如同往昔因危机而瘫痪”，“当如此众多的国家处于政局动荡之中，法国将继续成为良好秩序的典范。”

然而，半年不到，5月的法国爆发了令世人震惊的“五月风暴”。风暴中心的法国到底发生了什么？迅速发展的法国又为何发生此番危机？今年正好是“五月风暴”五十周年，让我们通过几本书来回顾这段历史。

《1968：撞击世界之年》

[美]马克·科兰斯基 著 / 洪兵 译

浦睿文化·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人们不仅交谈而且唱歌。学生们唱的是《国际歌》，这是世界共产主义、苏联、共产党的圣歌，同时也是许多学生们并不支持的事业的圣歌……右翼则唱着法国国歌《马赛曲》予以回击。由于这两首歌曲都是有史以来最脍炙人口的伟大圣歌，无数的群众高唱着在巴黎的宽阔大道上游行……这对于电视台的报道非常理想。

作为一位美国作家，马兰·科兰斯基将更多的篇幅用于刻画1968年的美国：深陷越战泥淖、马丁·路德·金遇害、嬉皮士走上街头。与美国遥相对应的东方世界也不停歇，由苏联带领，名为“多瑙河行动”的入侵行为开始，捷克人怀抱的最后一丝理想，被苏联的坦克与军队彻底碾碎。

巴黎的变局同样引发作者关注，但是，相比于美苏动荡，巴黎只是夹在东西方世界中的小小一章。作者仅用一个章节的篇幅，勾勒出“五月风暴”的样貌，最为特别之处当数书中采用小说写法，以戴高乐的反应为重点铺开巴黎乱象。

风暴最盛时，戴高乐选择沉默，“他完全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回到了乡间别墅，在那里他写道：‘如果法国人看不到他们自身的利益所在，这对于他们就太糟糕了。法国人已经厌倦了一个强大的政府。’”随后，戴高乐复出，提出公投方案，又被市民否决。几番博弈后，戴高乐选择安抚工人阶级，重新组织议会投票。由于法国人对左翼政权抱有更强烈的戒心，戴高乐主义者重新赢得议会席位，并采取政治手段消解威胁势力。

《乌托邦年代》

[法]让-克劳德·卡里耶尔 / 著 胡纾 译

读库·新星出版社

在索邦大学，人们把奥德翁剧院变成了永久的自由讲坛，所有人都在说话，喊叫，建议，宣言，抗议，喧哗吵闹，乱成一片。新社会近在眼前，触手可及的幻想在街上和走廊里飘荡，这个新社会首要的特点似乎就是话多。

这是剧作家克劳德·卡里耶尔对于法国“五月风暴”写下的极具调侃性的文字。与《1968：撞击世界之年》相仿，卡里耶尔在1968年至1969年间辗转纽约、巴黎、布拉格三座城市，以时间为切面，记录三座时代漩涡中的城市。

在巴黎，37岁的卡里耶尔与热情高昂的学生相同，用实际行动参与到风暴中。他连着两周时间走上街头，高喊口号，与人交谈，因为游行示威被逮进警察局。他还参加各类游行团体，某天夜里试图与同伴一起纵火烧毁证券交易所。尽管巴黎汽油短缺，卡里耶尔总能租到加满油的车，他开着车在空荡萧条的街头晃悠，每遇年轻姑娘就邀请对方上车。在卡里耶尔的叙述中，走上街头并不为实现自己特定的目的，而是要向学生团体表示“团结”，告诉学生“我们与你们同在”。

几十年过去，当卡里耶尔回忆这段时光，历史理性取代了曾经一股脑的浪漫热情。回顾1968年巴黎街头的种种，他总结道：

1968年5月的法国乌托邦有个特点：它只摧毁不建设。至少表面上如此。不过在我看来，正因为它的突然、它的年轻、它的激进，正因为它拒绝提出一个预先制作好的社会蓝图，所以在整个乌托邦的历史上，它成了最丰饶的乌托邦，说到底也是最现实的乌托邦。

《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

[美]理查德·沃林 著 / 董树宝 译

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

“五月事件”让法国自吹自擂的知识分子领袖阶层感到很意外。造反的理论灵感没有来自知识分子精英，而是来自边缘群体：像《论辩》团体、“情境主义国际”和“社会主义或野蛮”等左翼小派别。对于法国知识分子来说，“五月造反”给他们上了一堂谦逊课。

有别于前两本随笔、历史小说，《东风》一书出自美国政治思想史家、左翼学者理查德·沃林之手，以学术的方法考察审视“五月风暴”的来龙去脉。在法国繁荣的表象背后，沃林提炼出潜藏其中的变革动因：经济发展的“辉煌三十年”一方面使法国人深陷消费社会的困境；另一方面，社会结构的迅速变化，工薪雇员增加，城市工人阶级在经济打击中衰退，高等教育入学人数持续增长，但是社会层面并没有匹配相应的工作保障制度，学生们在学校中经历复杂的教育训练，但离开学校后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人文学科的学生焦虑情绪尤其高涨。几乎每一个蓬勃发展的领域背后，都潜藏危机爆发的因子。

《东风》一书的另一特殊性在于作者用大量篇幅关注法国知识分子的表现。例如萨特在“五月革命”的影响下，渐渐抛弃以往对马克思主义的依恋；“五月风暴”之前对政治相对冷漠的福柯重新聚焦政治权力，尽管风暴期间他在突尼斯教书，但在其后，福柯通过对五月行动的总结提出他著名的“微观政治学”理论。

《1968年：反叛的年代》

[英]塔里克·阿里、苏珊·沃特金斯 著 / 范昌龙、李宏、王彦兴、李尚杰 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一夜之间，法国已陷入社会危机之中。医院和警察局围满了找不到孩子的家长。反对派的报纸连篇累牍地登载谴责警察暴行的特别评论……游行过后，人们云集埃菲尔铁塔下古老的阅兵圣地——五月广场。

塔里克·阿里的这本书采用“编月体”写作手法，从1968年的1月直到12月，眼光搜寻着当月最值得聚焦的地区。毫无疑问，巴黎是整个5月的主角。

与之前三本著作相比，本书可谓“直观的好看”，作者在书中插入各式各样的图片，其中也有不少作者自己拍摄的现场照片，让读者不必再通过文字想象“五月风暴”的光景。作为1968年反叛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阿里亦对这段历史满怀深情，在序言中他写下的话或许能很好地总结1968年之于全球历史的特别意义：

经历过1968年的人，无论在政治分野上属于哪一边，都将不会忘记这一年。这一年在每一个大陆都标志着整个一代人。早在“全球化”成为自由市场的政治文化中的时髦语之前，作为要永远改变人类生活状况的斗争的一部分，1968年的事件就已使政治激进主义全球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