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男孩》

今年最令人感动的英国政治类书籍从本质上来说不是政治性的。英国前内政大臣艾伦·约翰逊的《这个男孩》（矮脚鸡丛书公司出版）是一本常常令人感到痛苦的回忆录。在书中，他回忆了20世纪50年代自己在诺丁山北部边缘地带度过的贫困童年。当时，这一地区虽不如现在繁华，但区区数街之隔，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艾伦的爸爸斯蒂夫·约翰逊是一个有魅力的浪荡子，一个沉溺于女色的酒吧钢琴师。他错失成为职业音乐家的机会，将养家糊口和操持家务的重担都扔给了来自利物浦的妻子莉莉。莉莉小时候因为家里穷，上完小学就辍学了。她在W10邮编地区的贫民区内操劳半生，然后死去。一生中，她常常饥寒交迫，为了不让房东找到自己而东躲西藏，还因为便宜而装上假牙。

在历经这种种艰辛之后，约翰逊还能成为一名内阁大臣、还能有风度地、幽默地给我们讲述这些故事，要归功于他那位令人钦佩的姐姐琳达。琳达只比艾伦大3岁，但她始终是家里的主心骨。在他们母亲去世后两周，政府向他们提供了一套租金由政府补贴的市建公寓，但琳达竟然有胆量拒绝接受（理由是这套公寓太脏太潮湿）。她还坚持要求社工佩珀先生允许她抚养艾伦。当时琳达16岁，佩珀先生在她身上赌了一把。现在还会允许他这么做吗？

有一次，我在祝贺作者时说：“你一定要在平装本内加上一条脚注，告诉我们琳达后来的情况。”约翰逊回答说：“我的出版商要求我写第二卷，答案会在那里。”好极了。对工党而言，这能比大多数宣言都更好地宣扬底层民众的价值。

《玛格丽特·撒切尔》

这是2013年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政治类书籍，也分为上下两册。而且，此书会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是出乎意料的。查尔斯·穆尔是20世纪80年代那一批“年轻的老顽固”之一，曾先后任《旁观者》周刊和《每日电讯报》主编。这位自视甚高的伊顿公学毕业生囿于玛格丽特·撒切尔所代表的种种。因此，他写出的怎么可能不是一本阿谀奉承的授权传记呢（正如我们很多人所认为的）？

然而，第一卷《永不妥协》（艾伦·莱恩出版社出版）——追溯其政治生涯至1982年的福克兰群岛战争（阿根廷称马尔维纳斯群岛——编者注）——取得了非凡成功。他钦佩自己笔下的主人公，但不畏惧她，也不惮于涉笔她的失败。他还掌握了大量此前无法获得的资料，尤其是年轻的玛格丽特（她从不写日记）写给姐姐缪丽尔的那些闲聊式信件——当时她们都处于敏感的少女时代。玛格丽特甚至扮演了《贵妇画像》中默尔夫人的角色，缪丽尔则成了伊莎贝尔·阿彻——玛格丽特用欺骗手段将自己不要了的爱人（穆尔强调，二人没有发生过性关系）塞给了缪丽尔，后来，此人成了缪丽尔的丈夫。

信中大量谈论手提包和连衣裙，但没有提过那场战争——玛格丽特因为早早进入牛津大学而没有入伍参战。她很少（把成功）归功于运气，但默尔发现，她1958年在芬奇利赢得提名（“保守党人选择了美女”）是有多么运气：竞选经理对她印象深刻，以致改动了结果，那名男性候选人由此落败。若非如此，她就不可能在1964年前获得宝贵的内阁经验，很可能也就没有撒切尔主义了。

《权力旅行》

最令人震惊的书是达米安·麦克布赖德的《权力旅行》（拜特拜克出版社出版）。该书讲述了麦克布赖德在充任戈登·布朗幕僚时的幕后故事。麦克布赖德聪明勤奋（尽管喜欢狂饮）；他的书读上去就像一篇对天主教神父的有选择性的忏悔。他透露的内幕让托尼·布莱尔显得贪婪而懒惰，有空的时候，他还让戈登的对手和保守党人陷入被冤枉的境地。麦克布赖德认为布朗会成为一个伟大的首相。还有，与通常一样，野蛮的新闻界在他笔下显得非常不堪。

这些内容不会令安东尼·金和艾弗·克鲁这些学识渊博的教授感到震惊。他们编纂了《英国历届政府之大错》（一个世界出版社出版）一书，对现代英国政治和管理进行了引人关注的控诉：从误导推销养老金合同到千年穹顶。这本书是对传统权势阶层之洋洋自得态度的一种受人欢迎的对抗和纠正，是一本能够激起民众对政治这种脆弱艺术的厌恶的书。正如金和克鲁所承认的，他们不能将英国的表现与别国的错误相比较，因此对英国独立党选民没有吸引力。

《一道秋日阳光》

托尼·本的最后一本日记《一道秋日阳光》，哈钦森出版社出版。很多读者会觉得这些日记令人愉快，因为书中反映了他们也有的对布莱尔的憎恶、对布朗背叛的失望和对令他们中很多人过上舒适生活的资本主义的厌恶。还有一些人会找到新证据，证明托尼·本充其量只能算一个心地纯洁的幼稚之人，似乎分不清纳尔逊·曼德拉与理查德·布兰森的不同功绩，而在最糟糕的情况下，简直可以视之为一个自我专注的伪君子，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作为一股政治力量的工党的衰败。托尼·本仍过着享有极大特权的生活（住在离艾伦·约翰逊的贫民区不远的地方），在餐馆中，陌生人会抢着为他付账单，宾馆老板允许他抽烟，甚至当他的车在司法部外面坏了后，警察会报之以微笑。

托尼·本的前助手、曾担任下院议员达43年之久的迈克尔·米彻在《我们需要的国家》（拜特拜克出版社出版）中为英国的脆弱现状开出了他的药方。关于米彻对这一金钱驱动、精神荒芜的文化的悲观诊断，可圈可点之处甚多，但他提出的据称超越了党派的药方读起来就像是他在充满激情的青年时代怀有的那些统治主义雄心的再现：各个角落遍布监督委员会和监管者。为实现这些雄心所做的努力让与米彻同为二元论者的撒切尔有了推翻1945年取得的社会民主主义成果的机会。

《鲍里斯·约翰逊的风趣和智慧》

在哈里·芒特的《鲍里斯·约翰逊的风趣和智慧》（布卢姆斯伯里出版社出版）一书中，风趣多于智慧。但约翰逊市长在是什么使人类社会运转这一问题上的看法比米彻更具智慧，尽管他即席挥洒的很多聪明言论之肤浅令人可叹。他对自己特权生活的认识要比托尼·本深刻得多。芒特指出，“虚假的自我贬低”是鲍里斯的标志性风格。芒特还说，市长对自己的错误行为有一种法国式的羞耻感——也就是毫不知耻。因此，芒特对自己曾是牛津大学布林敦俱乐部一员有一种模糊的羞耻感，而鲍里斯却会在两人见面时高呼“Buller，Buller，Buller”（该俱乐部的简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