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梁晓声的作品。他的《今夜有暴风雪》，经典，写出了年代感；他的《人世间》，厚重，写出了时代感。读他的新作《重生》，又给了我惊喜，也让我有了不同以往的阅读体验。

1.小说的开头写得好

“1944年秋季的一一个下午， 天高云淡，太阳看去很沉，如同灌满血浆，却又不那么情愿西坠。国家满目疮痍，哀鸿遍野。华北平原的这一片大地上，具体说是北平和天津之间的田野，高粱红似火。公路两侧， 除了高梁，还是高梁，比火更红。于是也接近着血色了。……在高粱之间，矗立着一座座日军的炮楼，像狂野非洲的一座座蚁穴。”

“斯时，夕阳的余晖酒在一片片高粱穗上，使成片的高粱看去是更加血红。在一座炮楼上，有一名年轻的日军士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在嘹望目下红得接近着血色的一望无际的高粱，使他的胃剧烈地疼了起来。”

这是梁晓声长篇小说《重生》的开篇第一页。

读完全书我发现，第1页的文字虽然不多，却非常重要，绝不是“闲笔”。第一，交代了小说的时代背景：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第二，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1944年，秋季，北京和天津之间的河北农村；第三，非常自然地引出了后面的故事，或者说为后面一系列故事的发生作了良好的铺垫。比如现在，我就可以顺着这个铺垫讲述故事的梗概：

那个“年轻的日军士兵”为什么瞭望“一望无际的高粱”会突然胃疼起来，而且还不是一般地疼，是“剧烈地疼”？

答案是，因为日本人“一向是吃大米的”，但自从他们进了炮楼，就再也吃不到大米了。为什么呢？答案是，当地的农民故意不种水稻，只种高粱。尽管连续多年吃高粱米农民们（尤其是老人和孩子）的肠胃也受到了很大伤害，但是为了抗日，值得！不仅不种水稻，村民们把所有能吃的鸡鸭猪狗等都处理掉了，目的非常明确：宁愿自己受苦，也要让侵略者跟着一起受苦。

2.为主人公出场的铺垫写得好

故事情节接着推进，炮楼里的日军小队长藤野带着日本兵来到了韩王村，一方面确保收割的高粱要送到炮楼去（明知吃了胃疼，总比没有吃的强），另一方面，藤野对村民训话，“大日本皇军不爱吃高粱米，爱吃的是大米！从明年起，不许再种高粱，必须种水稻。”不然的话，就“统统死啦死啦的！”

就在这时，一头小猪崽跑了出来，大口大口地吃起高粱来。

藤野一声令下，十二个日本兵一拥而上地去打小猪崽。

原来这头小猪崽是韩大娘家偷偷养的，大概是紧急慌乱中没有拴好，才让它趁机跑出来觅食的。这头小猪崽对韩大娘家来说太重要了，从没想过要杀了它吃它的肉。此刻，眼看小猪崽要被日本军宰杀了，韩大娘不顾生命危险，站出来向藤野哀求放过小猪崽。藤野与韩大娘的想法正好相反，由这只小猪崽，藤野想到或许还有藏起来的鸡和猪等。想到这些，藤野胃疼加恼怒，一巴掌把韩大娘扇倒在地，然后，“他穿皮靴的右脚朝韩大娘胸口一踏，将韩大娘踏得仰在地上动弹不得。”

“不准欺负我奶奶！”随着一声叫喊，韩大娘的孙子韩柱儿从人群中冲了出来，将藤野撞得后退几步。藤野大怒，用军刀指着韩柱儿吼叫：“烧死他！”

面对日本军人的残暴，即使韩柱儿此刻命悬一线，村民民也只能束手无策地眼巴巴地望着即将被火烧的韩柱儿，用本能地向前迈出一步的方式来表达心中的抗议。

韩柱儿被捆在了一颗大树的树干上，高粱秆一直堆到了他胸口那么高，藤野套出了打火机递给了一个日本兵。这个日本兵一边向韩柱儿走去，一边按了一下打火机，打火机的火苗挺长……

3.主人公出场了——一个颠覆人们认知的非典型人物

就在这时，人群里有人说了一句日语。这句日语翻译过来不是正义凛然的“住手！”而是发着颤音的“不要”。

村民中有谁会说日语呢？为什么藤野听到了这句日语就突然把韩柱儿先放在一边了呢？

是的，小说的主角出场了，故事情节有了新的走向，也有了大的转折。

说日语的村民叫王文琪，三十多岁，身材不高也不矮，身穿白色无袖的旧布褂子，有几处打了补丁。平日里，王文琪在村里默默无闻，除了带一帮孩子识字外，几乎没有什么引人注意的地方。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王文琪居然会说日语，而且说的是一口非常纯真、悦耳的日语。

原来王文琪曾经在日本留学多年，因为战乱，也因为祖上留下的一处院落需要他来照管，他才隐藏了自己的身份，甘心情愿地做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的。今天要不是在情急之中为了救韩柱儿的命，他依然会继续当一个普通农民的。

王文琪标准纯正的日语不仅让村民们惊讶，更让藤野等日本军人感到惊叹（因为他们说不出如此标准纯正的日语）。

王文琪说着文雅的日语向藤野求情，请他放了韩大娘和韩柱儿。接下来的情节是，藤野羞辱了王文琪（让王文琪跪下来为自己擦靴子）后，没有烧韩柱儿，带着队伍回炮楼了。同时，王文琪也被带回了炮楼。

鬼子回炮楼后，村里的几个“组织上”的人秘密开会。他们先是对王文琪这个人怎么看发生了分歧，一种意见认为，王文琪在日本人面前丢人现眼，肯定是个汉奸；另一种意见认为，哪有汉奸这样自我暴露的？他是为了救人才迫不得已做出那些事的，他宁愿自己丢尽颜面，也不愿意让韩柱儿和乡亲们遭受被杀戮的灾难，他是真正的英雄。最后，“组织上”的“头头”拍板：各家凑一些吃的东西，明天去炮楼争取把王文琪救出来。

就在这个时候，王文琪安然无恙地回来了。

4.主人公的主要事迹

王文琪向“组织上”叙述了在炮楼里的经过。

他向藤野报出了自己当年在日本留学时老师的名字（其实是自己老师的老师的老师），那个名字在日本可谓家喻户晓。藤野对王文琪立刻转变了看法。然后，王文琪又向藤野献上了一个又一个的“妙计”，比如，小猪太小，不要烤着吃，可以加上一些萝卜等炖着吃，这样，大家都能吃到肉味；还有，高粱米如果掺一些碱面，吃了就不会伤胃，等等。总之，王文琪在炮楼里哄得藤野非常开心。藤野还留王文琪吃饭喝酒……

随后，藤野向住在县城里的日军头头池田大佐汇报了韩王村有一个会说日语、会给人看病的王文琪（祖传中医）。又恰好那一阵子池田大佐腰部有疾，藤野就派出摩托把王文琪送到了县城日军总部给大佐治疗腰部疾病。中医治疗需要较长的过程，王文琪去县城的日军总部也就不止一次，每次都是好吃好喝地招待他。在治疗过程中，王文琪以渊博的学识及纯正的日语过得了池田的喜欢。

治疗之余，王文琪住在“宾馆”里无事，便唱起了日本歌曲。他的歌声引来了诸多日本兵的围观，同时也勾起了他们思乡的心绪。其中有一个年轻女子，这个年轻女子是随军的小军妓——佐艺子（只为池田大佐一人“服务”）。佐艺子听得入神，便和王文琪一起唱了起来，但无论是演唱水平，还是所会的曲目，她与王文琪都无法相比，她被王文琪的演唱迷住了……

王文琪精心地治好了池田大佐的腰部疾病，池田大佐非常高兴。最后一个晚上，他与王文琪喝酒品茗，谈古论今。然后命令佐艺子，今夜要好好陪陪王文琪……

在为池田治疗的过程中，王文琪一方面尽力讨好池田，以求自己安全无虞，另一方面也尽力搜集一些情报，传递给“组织上”。

不久，日本无条件投降，池田负隅顽抗。王文琪的情报发挥了极大作用，挽救了县城及众多人的生命。最终，池田杀了佐艺子，用匕首自杀未遂，王文琪手持池田的军刀挥向了池田的头颅……

随着这一刀的挥下，王文琪之前所有的屈辱似乎都得到了补偿，一个隐瞒身世、忍气吞声、“苟全性命于乱世”的王文琪终结了，一个全新的王文琪在一个全新的时代“重生”了。

5.一个隐忍者的非典型意义

读完《重生》后，王文琪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很显然，王文琪与以往的抗日英雄形象大相径庭。抗战小说，尤其是抗战电影给我们灌输了太多太多英雄人物的概念：面对敌人的逼迫诱惑、严刑拷打，英雄人物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向侵略者宣告：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而王文琪只是个家道落魄、隐居乡间的书生。为了融入村民生活，他只字不提自己的过去，甚至忘记了自己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但是在韩柱儿眼看就要被烧死的那一瞬间，他本能地站了出来，本能地用日语说出了“不要”二字。正因为他是为了挽救一条生命才本能地向日本军人求情的，所以他自然会接受随之而来的各种羞辱、恐吓。韩柱儿得救了，但是他仍旧要继续隐忍下去。只有这样，他才能活着；只有他活着，他的“挺身而出”才有意义。

在挽救韩柱儿的关键时刻，王文琪堪称英雄；随后的自甘受辱，甚至故意讨好藤野、池田，我们可以说王文琪是“弱者”甚至是“懦弱”。

如何定义“英雄”？如何定义“懦弱”？如何定义“强者”？如何定义“弱者”？答案是唯一的吗？或者“英雄”和“懦弱”、“强者”和“弱者”，是二选一的吗？

从政治的角度看，一切都是有明确答案的。

从人性的角度看，一切都是复杂的，常常是没有唯一答案的。

我想，梁晓声在精心创作王文琪这个人物的时候，恰恰是从后者出发的。

王文琪不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但他在站出来的那一刻，我坚定地认为，他就是一个无可争议的“英雄”；他骨子里憎恨侵略者，但他为了“活着”，便想尽一切办法不让藤野或池田看到他的“憎恨”。“活着，才是最重要的”，这是王文琪坚定不移的“信念”，也是他所有行为的思维逻辑。

梁晓声在小说中借助“组织上的负责人”之口，说出了贯穿全书旨意的这句话：“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对于“组织上”的人来说，只有坚强地活着，才能最终取得抗战的胜利。这个信念坚持的是正义，无疑是正确的。

对于王文琪来说，只有隐忍地活着，才有“重生”的希望。这个理由体现的是人性，无疑是可以理解的。

2022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