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看随想

本文选自吴尔夫《普通读者》中《如何读书》一文的最后部分。在提出了读书的第一道程序是以最大的理解力接受印象后，她详细阐述了如何比较和评判。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吴尔夫认为我们虽然会受趣味的干扰，但我们还是要遵从趣味的引领，在阅读中让自己的趣味得到训练。而且，读书不是为了达到什么目标，读书本身就是最好的奖赏。（杨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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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比较”——这一语道破了秘密，承认了阅读真正的复杂性。第一道程序，即以最大的理解力接受印象，只是阅读工作的一半。我们若想从书中得到全部的快乐，就必须完成另一半。我们必须对这多种印象做出判断；必须把这些短暂的画面综合出一个实在而永久的印象。但不是直接地去做，而要等阅读的尘埃落定，等冲突和疑问平息；散步，聊天，摘拾枯萎的玫瑰花瓣，或是睡上一觉。然后，突然而不经意地——自然的潜移默化就是这样，这本书又会回来，但却是以另一种形式。它会作为一个整体浮现在心头，细节都各就各位。我们看到了从头至尾的形状，它是一个谷仓，一个猪圈，或是一座大教堂。现在我们可以把书与书作比较，就像比较建筑物一样。但这种比较意味着我们的态度改变了，我们不再是作者的朋友，而是他的法官。就像做朋友时再多同情也不嫌多一样，做法官时再严厉也不为过。那些浪费我们的时间和同情的书，它们不就是罪犯吗？那些假书、伪书，使空气中充斥腐败和病菌的书的制造者，他们不就是社会最阴险的敌人、腐蚀者、污染者吗？所以让我们审判严厉一些，让我们把每本书与同类别中最伟大的作品相比。读过的书以我们裁判固定下来的形象浮在脑海中。

如果假设阅读的第二步（评判和比较）与第一步（敞开心扉接受大量涌入的印象）一样简单，那是愚蠢的。当书已不在面前时还要继续阅读，把一个幻影形象与另一个相互对照；还要有广博的阅读量和足够的理解力，能使这种比较生动活泼而具启发性——这些都很难。更难的是还要进一步说出：这本书不仅属于哪种类型，而且具有哪种价值，它失败在哪里，成功在哪里，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履行读者的这种职责需要极大的想象力、洞察力和经验学识，很难想象有哪个人的头脑充分具备这能力。即使是最自信的人，最多也只能在他身上发现这种能力的种子而已。那么，干脆放弃这部分阅读，让批评家们，让图书馆里那些身着礼袍的权威，去替我们判定书籍的绝对价值问题，这样是不是更明智呢？但这是多么不可能啊！我们或许会强调同情的价值，或许会在阅读时努力忘却自己的身份，却还是知道无法做到完全同情，无法做到完全把自己沉浸进去。内心总是有一个小魔鬼在轻轻说“我讨厌，我喜欢”，我们无法让他保持沉默。其实，正因为有这种好恶，我们与诗人和小说家的关系才如此密切，无法容忍他人来插在中间。即使结果很糟糕，我们的判断错误，但自己的趣味，那种让震动传遍全身的感觉神经，仍然是我们主要的明灯。我们通过感觉学习，若要抑制自己的个性特质，就不可能不使它贫弱化。不过，随着时间推移，我们或许能够训练自己的趣味，使它服从某种控制。当它贪婪地饱尝了各种书籍——诗歌、小说、历史、传记，然后又停止阅读，长时间地观察了现实世界的多样与不和谐之后，我们会发现它有一点点改变，不再那么贪婪，比较喜欢思考了。渐渐地，它不光能给出对某本书的判断，而且能告诉我们某些书有一种共同的特点。它会说，注意，这个应该叫什么呢？然后给我们念《李尔王》和《阿伽门农》，以揭示那种共同的特点。这样，在自己的趣味指引下，我们会超越单本书籍，去寻找把书归为不同类别的那些特征。我们将为之起名，由此拟定某种规则，在感性认识中引入秩序。我们会通过这种分辨而获得一种更深入、更少见的愉悦。不过，规则只有通过书籍本身接触而不断被打破，才真正具有生命力。在真空中制定脱离实际的规则是再容易、再愚蠢不过的。为了在这种艰难的努力中把握好方向，现在终于可以求助于那些非常罕见的作家，他们能够提升我们对于文学艺术的领悟。柯尔律治、德莱顿和约翰逊那些成熟的批评，诗人和小说家本人那些成熟的话语，往往有着惊人的中肯性，能够照亮在我们脑海深处迷雾中涌动的模糊念头，使之固定成形。但只有当我们老老实实带着自己阅读中产生的问题和想法去请教时，它们才会提供帮助。要是我们把自己完全交到它们的权威之下，像绵羊躺在树荫里一样，就会一无所获。只有自己的判断与这些意见发生冲突并被其征服时，我们才会真正理解。

既然如此，既然读书需要有极其杰出的想象力、洞察力和判断力，你或许会得出结论：文学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艺术，我们就是读一辈子书也不可能对文学评论做出任何有价值的贡献。我们只能继续当读者，不应当享有进一步的荣誉，像那些同时又是批评家的极少数佼佼者那样。但作为读者，我们仍然有自己的责任，甚至是重要性。我们设立的标准和做出的评判会渗入空气中，成为作家写作时呼吸的氛围。由此会产生一种影响，尽管从未出版，却会对作者起作用。这种影响如果开明、有力、真诚而有个性，就可能有很重要的价值。因为如今批评已经失效，书籍就像射击场上的动物靶子一样流动，批评家只有一秒钟的工夫去装弹、瞄准和射击。如果他把兔子当成老虎、把老鹰当成家禽，或者完全打飞，把子弹浪费在远处安详吃草的奶牛身上，也都情有可原。如果在媒体没有准头的射击之外，作家能感到还有另一种批评，来自于爱读书而读书的人，他们在慢慢地、非专业地，带着最大的同情，但又以最严格的态度阅读。这难道不有利于提高作家的写作质量吗？如果通过我们的影响，能使书籍更茁壮有力，更丰富多样，那将是一个有价值的目标。

不过，又有谁读书是为了达到目标呢——无论是多么值得称道的目标？难道就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因为它本身的价值而做的吗？难道就没有什么快乐是终极性的吗？至少我有时梦想，当末日审判来临，伟大的征服者们、律师们和政治家们来接受奖赏——王冠、桂冠、刻在大理石上的永不磨灭的姓名时，上帝看到我们夹着书走过来，会转向彼得，不无嫉妒地说道：“看，这些人不需要奖赏，我这里没什么可以给他们的。他们爱好读书。”

（选自吴尔夫《普通读者》，马爱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

《中国教师报》2022年07月13日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