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文汇读书专刊邀请文化名家与读者分享自己心目中那一本无论新旧，都值得反复阅读的好书，了一了这些书的妙处和它们对自己生命的意义。新春将至，愿这份书单伴随您在世事纷繁中耳闻清音，心有静气。

——编者

人之“是”、“有”，何者为重？

■童世骏

埃里希·弗洛姆的《占有还是生存》（1976）我读的次数不算多，但在演讲和文章中引用的次数却不少，因为作者在该书里对重“占有”和重“生存”这两种生活方式的讨论，很容易在我们思考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时形成共鸣。

“占有”和“生存”听起来是两个抽象术语，但其实那是英文当中两个最基本的动词：to have（有）和to be（是）。英文中还有一个动词也非常基本：to do（做），但弗洛姆觉得这不是重点，因为人生下来一直都在“做”，区别只在于做的自觉程度不同，而为何而“做”才是关键。细想之下，这问题无非两种回答。问某甲：“你为什么学英语？”甲回答：“为了考级。”问某乙：“你为什么学英语？”乙回答：“不为啥。”听了这两种回答，我们很容易觉得某甲的回答很正常，而某乙的回答怪怪的。

弗洛姆会说，问题就出在这里！现代社会——无论你叫它是工业社会，还是消费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倾向于把实现某种功利，看作是最正常的行为动机，而这个动机的最常见选项，就是“拥有”或“占有”某某东西。但弗洛姆认为，只有鼓励人们把人之所“是”（自己和别人之个性和能力的充分发展），而不是人之所“有”，作为人生最高目标，才是健康的自由的新社会。《占有还是生存》一书的副标题是“一个新社会的精神基础”。

该书扉页有三句题词，第一句就是《老子》中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坦率地说，仅就此句字面意思而言，看不出与弗洛姆的本意有啥关系。与此句相比，《老子》中另一句似乎更切题：“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当然，百年前英国哲人罗素为赞扬中国文化而引用此句时也不得不承认：尽管老子想让人们轻“有”，一般中国人实际上是很重“有”的……对中国人的短处罗素照例不愿多说；但我们自己，在掂量人之所“有”与人之所“是”之轻重时，最好坦然面对。

作者：童世骏（上海纽约大学校长、华东师大哲学系终身教授)

编辑：金久超